中共九大的召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大会预备会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

　　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旨在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和历史的论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政治报告从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八大以来党的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总结，反而肯定了八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许多“左”的错误，恰恰把党在八大以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许多正确的思想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报告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也作了估计，提出“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九大党章删去了八大党章的一些正确内容，在总纲中，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提出解决这些矛盾，要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九大党章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在党章总纲中，罕见地写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在党的历史和各国政党史上都是少见的。九大党章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

　　4月2日以后的讨论中，在气氛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充斥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颂扬。4月14日，会议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和九大党章。自4月15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预选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

　　根据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提出的选举办法，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总数不超过250人。但由于整个酝酿过程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议斗争非常尖锐。在4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占19%。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很多老同志和德才兼备的人却被排挤在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选举中，有的代表仍然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

九大的历史影响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包括了林彪、叶群、江青、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12人。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等8人为成员。中央军委常委会实际由林彪等操纵下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届一中全会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此后，这两个集团又围绕政治权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九大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为了夺取更高的权力走上了不归路。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此大环境下召开的中共九大，不可能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